摘要:电信诈骗犯罪与传统诈骗犯罪相比,具有其特殊性,社会危害性巨大,案件多而且分布广泛,案件难以破获,在近年呈现上升趋势。一些大案、要案频繁发生,导致受害者采取自杀或者身亡的案例发生,例如徐玉玉案。

本文首先论述电信诈骗的概念,特点,发展现状,打击难点。然后着重从法律法规提出一些建议和解决方案,力求从法律制度方面为解决电信诈骗的难题提供可解决的方案。

  关键词:电信;诈骗;法律;金融;立法。

 

  一、电信诈骗犯罪的概念

  电信诈骗犯罪是诈骗犯罪的特殊形式,是现代通信技术与诈骗犯罪结合的产物,虽然同样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与传统诈骗犯罪也有不同之处,它的实施通常不需要与受害人见面。对电信诈骗的概念,在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界定:

  (一)电信诈骗是指利用手机、固话、网络电话VOIP(Voice Over Internet Protocol)、互联网终端等各种方式诈骗钱财的侵财案件[1]。

  (二)电信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或者网络等方式与被害人进行远程接触,冒用他人名义或虚构事实,骗取较大数额财产的犯罪行为[2]。 

  (三)电信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发送欺诈信息骗取公私财物,应当承担相应刑事责任的行为[3]。

  (四)电信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手机、小灵通、固定电话、VOIP、电话、网络等通讯工具,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较大数额公私财物的行为[4]。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是传统诈骗犯罪与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融合衍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犯罪。也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电信诈骗犯罪是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利用电信网络技术实施诈骗行为的一类犯罪的统称[5]。

 

  二、电信诈骗的特点

  ()电信诈骗犯罪呈职业化、集团化

  通过分析现在已有的电信诈骗犯罪案件,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电信诈骗犯罪已经慢慢地从以前的个体出动诈骗发展成为如今组织严密、环节分工明确的组织形式,目前的电信诈骗犯罪日益呈现职业化、集团化的特征。比如现在普遍发生的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跨境操作,在其他国家却能利用网络欺骗中国的普通民众,事发之后很难定位跟踪,破案难度极大。犯罪团伙的跨境合作使得诈骗所得的钱财迅速转移。

  (二)电信诈骗专业性强,智能化程度高、手段复杂多变

  信息网络时代,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专业团伙具有较高的专业性,计算机水平很高,反侦察意识比较强。在电信诈骗过程中,进行群发诈骗信息,制作恶意程序和网站,伪造POS机偷取银行卡账号密码,建立伪基站,劫持DNS等等犯罪方式都需要高科技的支持。犯罪分子的诈骗手段更新速度可谓日新月异,让大多数对新信息技术不甚了解的群众防不胜防。

  犯罪分子利用显号软件拨打受害人电话,显号软件可以使犯罪分子播出的号码显示成为其伪装身份所需要的任意号码,[6]然后设立简易伪基站向周围地区的手机卡强行发送各类诈骗短信。犯罪分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假冒政府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涉嫌经济犯罪,勒令受害人上缴资金以作惩处,以严重的后果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暗示,击溃受害人心理防线,使之落入圈套,打款上当[7] 。

  ()电信诈骗犯罪赃款流动快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通常远程指挥受害人向银行卡内转汇资金,因此资金流转速度较快,从受害人转款到犯罪分子收款往往只是十几分钟的时间。犯罪分子利用网上银行对赃款进行转移和分散,将资金转入不同账户中,再安排人员负责提现。这短短的十几分钟内受害人往往不能及时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即使发现也难以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阻挡资金的流转。这种作案方式给公安机关调查案件、追缴赃款也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同时,在金融领域我国个人信息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银行网络转账安全制度的缺陷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方便其快速地转移不法所得,让追缴赃款给受害人减少损失的难度加大。

 

  三、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电信诈骗蔓延范围广、作案效率高、社会危害性大。手机用户为了安全经常会在手机上安装手机软件,经研究数据显示,360手机安全卫士是国内手机用户量最大的一款应用,仅在2016年8月这一个月内,这款应用拦截的各种骚扰电话和短信共计34.3亿次,平均每天就高达1.11亿次,然而诈骗电话就占了13%。这还仅仅是这一种软件的统计数量。考虑到仍有大量的智能手机使用群体未装或安装其他安全软件就可以看出,用电信、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撒网式的诈骗犯罪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样因为现代通信手段和金融支付转账方式的多样便捷,电信诈骗犯罪可以无阻碍地肆意蔓延到各个地域甚至国家,极大地扩大了犯罪实施的范围。而受骗的人员有很大一部分是年纪较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新事物接触少的社会弱势群体,很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只要在一个地方一个人通过某件事获取了经济利益,那么整个地区的人都会效仿学习。如果缺少有效的防治手段,那么这种效应带来的将会是部分地区人们见利起意,一拥而上的区域性犯罪。这带来的不仅是爆发性的犯罪率上升,还有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观的严重扭曲[8]。在处于发展重要阶段的社会中其社会危害可想而知。电信诈骗犯罪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每年近百亿的损失,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电信诈骗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而电信诈骗犯罪造成的“次生危害”更是对社会发展造成重创。徐玉玉案受害人不仅失去了钱财,更为此付出生命。大部分电信诈骗犯罪的受害人是老年人,他们在得知自己受骗后往往会出现血压升高、晕厥等现象,电信诈骗犯罪不仅侵害了公民的财产安全,更妨害了公民的生命健康。电信诈骗犯罪得不到遏制,公民之间便会产生信任危机,某学校老师以打电话的方式通知学生家长关于学生的入学问题,竟然被大多数家长误会成骗子,电信诈骗给人们心理造成隔阂,使人们在交往中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失去安全感、降低幸福感,严重降低社会凝聚力,损害社会和谐,阻碍国家发展。

  下图为2016年-2017年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

  

  四、电信诈骗犯罪打击的难点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多次组织开展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及时打掉了一批犯罪团伙,破获了一批案件,抓获了一批犯罪嫌疑人,为群众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但是,电信诈骗犯罪系非接触性诈骗,诈骗手法多种多样、波及范围之广、蔓延速度之快、受骗人群之众,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理念、侦查模式和破案机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一)破案难。由于电信诈骗犯罪区别于普通诈骗的一些特点,属于新型犯罪,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办案民警在侦破此类犯罪方面普遍感到力不从心,缺乏专业人才,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案件侦破难度较大。第一,非接触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都是以电话、网络终端为载体实施诈骗的,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从未有过正面接触,对犯罪嫌疑人不具有直观的认知性,造成案件侦破难;第二,侵害对象的不确定性。犯罪分子往往针对窃取准确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或者通过群发短信、针对某一号段集中连续拨打电话、在各种媒介上发布虚假信息等待受害人主动“上钩”等手段实施犯罪,不会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来实施,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别于传统的接触性犯罪,造成案件侦破难;第三,作案时空跨度大。电信诈骗案件发生后,犯罪嫌疑人作案地、受害人汇款地、资金转移地、取款地往往不在同一个省份甚至是跨境作案,并且作为网络诈骗的一种,受害人可以利用网上银行随时随地进行转账,而犯罪嫌疑人也会通过网络这种虚拟空间的操控将赃款转移,在时间、空间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造成案件侦破难。第四,协作机制落后。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时,诱骗受害人给其账户直接汇款,或者骗取受害人密码和账户后,自行转账。得逞后,犯罪分子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网银将诈骗得来的资金转至二级、三级甚者更多账户,由负责取款的“车手”通过ATM提款机迅速取现,或者利用境外的服务器通过网上银行将赃款进行转移,特别是网上转账的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更加方便快捷。

  (二)抓人难。电信诈骗犯罪是一种团伙犯罪,犯罪作案手段科技含量高、隐蔽程度强,地域性特征明显,跨区跨境作案常态化。以台湾冒充公检法诈骗为例,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般在境外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实施诈骗活动,他们利用境外的网络服务器在国内注册IP地址,通过境外的服务器对国内的犯罪成员进行操控,事成后,国内的犯罪人员也会通过境外服务器将所取得的钱进行转账,这就造成了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即使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IP地址,找到的也只是“小兵小虾”,根本无法确定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位置。犯罪团伙的“头目”往往在境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法律制度的差异不同和协作渠道的不畅通,给抓捕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公安机关通过网络技术手段侦查抓获的转账人员、取款人员甚至话务人员,他们都是电信诈骗犯罪“头目”雇佣的人员。他们只负责资金的转移或者诈骗的初步环节,并不了解整个诈骗团伙的人员构成和运作模式。并且犯罪团伙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单线联系,要想一网打尽十分困难。国内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地域性特点强,出现了电信诈骗专业县、专业镇、专业村,村头、入村要道村民“轮流值班,站岗放哨”,一发现公安机关风吹草动,立即通风报信,增加了公安机关抓捕的难度。

  (三)取证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和传统诈骗案件不一样,整个犯罪过程受害人和犯罪分子没有正面接触过,一切都通过通讯网络媒介完成的,不存在传统意义的作案现场,证据的形式也主要以电子证据为主,通过到金融电信部门调取相关通话记录、短信记录、涉案卡的开户资料、交易明细、银行监控录像等来固定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通常使用专业作案的银行卡、手机、电脑、IP地址等,一旦诈骗成功,就会立即丢弃、销毁,不再重复使用,使司法机关获取相关电子证据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在法律规定时限内调取全部证据困难重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追赃难。在境内作案的电信诈骗案件中,取款的犯罪嫌疑和实施诈骗犯罪的人员有的根本就不认识,当诈骗成功、有资金到帐后,诈骗犯罪分子会及时电话或短信通知取款人某一账号内有资金汇入,取款人会迅速提现,收取提成后将剩余款项转存至指定账户或者以现金形式上交诈骗分子,隔断了资金流向。有的取款团伙同时受雇于多个诈骗犯罪团伙,只负责取钱,对诈骗犯罪组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因此,即使取款人被抓获,只要诈骗案件主犯未到案,被骗赃款也很难追回。而话务窝点在境外的电信诈骗案件,幕后操纵人基本上都是台湾人,诈骗分子一旦成功,会在第一时间通过银行网银转账,将受害人汇入的资金逐级转至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卡,最后在台湾或境外其他国家的ATM机上取现。由于各国(地区)法律制度不同,跨境追抓捕犯罪嫌疑人、追赃缴赃等都很困难。致使群众的损失也无法挽回。

 

  五、我国电信诈骗犯罪防治立法的不足

  电信诈骗犯罪的高发是一个综合性问题,电信诈骗犯罪防治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与电信诈骗犯罪的单独立法的缺失,与电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等相关行业存在立法方面的问题密不可分。

  (一)电信诈骗犯罪单独立法的欠缺

  电信诈骗犯罪相对于诈骗罪来说,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它具有专业化、智能化、集团化等特征,而且社会危害严重化、多元化。电信诈骗犯罪的发案数每年在以20%-30%的速率增加,诈骗电话或者诈骗短信几乎充斥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可见,电信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种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的犯罪类型。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中并没有单独规定电信诈骗犯罪这一独立的罪名,通常都是按诈骗罪来定罪量刑。电信诈骗犯罪不同于普通的诈骗罪,它的手段大多具有智能化、犯罪过程偏向集团化、社会危害更严重化。高科技的犯罪工具和多样化的犯罪类型赋予电信诈骗犯罪更大的危害力量,不仅造成了受害人巨大的经济利益损失,而且也导致社会诚信的危机,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产生的社会危害和普通的诈骗罪不能相同而论。所以在电信诈骗犯罪高发的今日,仅仅以诈骗罪或其他罪名来定罪量刑,远远不足以惩戒电信诈骗犯罪的不法分子。

  (二)电信业监管立法的不足

  垃圾短信每天都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其中也潜藏着许多诈骗短信。在我国通信行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国家通信监管部门却没有很好地履行监管职责,对电信业运行的市场缺乏有效的规制,缺乏具体而有力的法律规范来规制垃圾短信。根据2016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5章关于电信安全的第56条、57条以及58条的规定,都没有把“欺诈”类信息列入损害电信安全的范畴,可见电信业在关于电信诈骗法律规定的欠缺。近年来工信部多次召开关于打击通讯信息诈骗的活动,如2015年5月19日,工信部发布《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未经用户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向其发送商业短信,这一规定也为治理垃圾短信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规制银行业的立法缺失

  电信诈骗犯罪的顺利实施,与银行业存在的规范问题分离不开,主要是在电信诈骗之后的资金在银行中的流转问题,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也导致在信息查询流程的不规范问题产生,最终导致不法分子的得手。同时,再通过现金流向来追索犯罪分子并没有做到完善的规范,无疑也增加了电信诈骗犯罪的可能性。这与银行在履行职责上存在的漏洞密不可分。电信诈骗的诈骗金额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这些巨额的财产通常在受害人向不法分子指定账户转账时的几分钟之内,迅速再取现或者分转到其他账户,由于取现有两万金额的限制,所以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会拥有大量的银行卡。而这些账户往往是诈骗分子冒用其他身份信息开的银行账户,这就关系到当不法分子在盗用别人身份信息开设账户时,银行是否履行到相应的仔细核对个人信息的责任?另外,银行业掌握着持卡人相关的交易数据,也保存有相应的监控资料,所以无论是在防范风险还是避免损失方面,都有比较大的优势,银行在未及时履行这方面的职责时,是否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但就目前我国法律来讲,对银行业这方面的法律规制存在很大的漏洞,有关银行卡的立法也存在有效性差、不完善的缺陷,这些立法的缺失都为电信诈骗犯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六、完善我国电信诈骗犯罪防治的建议

  电信诈骗犯罪的防治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由于电信诈骗犯罪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防治措施的特殊性,既要注意宏观方面的防治措施,又要注重微观上的防治办法,多方主体共同协作,才能有效地防范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

  (一)完善相关立法

  完善电信诈骗犯罪单独立法。目前我国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常常参照《刑法》中诈骗罪,由于相较于普通的诈骗罪,电信诈骗犯罪具有某些独特的特征,所以并不能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要求。现行的《刑法》已经将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等罪名从普通的诈骗罪分离开来,并对其细化了定罪量刑的标准。但《刑法》中并未对普通诈骗罪的情节、方式等做细化规定,更没有对利用手机、固定电话、网络等技术手段,诈骗数额较大的公私财产的非法行为进行明确规定。2016年新修改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的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其属于电信诈骗犯罪的范畴,并不能适用所有的电信诈骗犯罪。无论是现行的《刑法》,还是相应的司法解释,都不能完全的适用电信诈骗犯罪。所以,笔者建议可以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类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借鉴域外关于电信诈骗犯罪立法的成功经验,结合现阶段电信诈骗发展的情况,对电信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提出可行性建议,进行单独立法,增加电信诈骗专款罪名。一方面可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另一方面可以指导公检法部门更好地办理此类案件,从而达到有效防治电信诈骗犯罪的效果。

  (二)完善相关行业立法

  在日益高发的电信诈骗犯罪中,不乏电信运营商成为帮凶的案例,尤其一些涉案金额较大的案例中,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电信运营商也从中分到一杯羹[9]。

  这些都与电信行业的立法不健全有很大的关系。电信诈骗犯罪的发生牵涉到电信、银行、互联网等行业领域,要想有效地制止电信诈骗犯罪的频发,防止其造成更恶劣的社会后果,有必要对电信行业、银行行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在电信业中,虽然中国在2000年就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但该条例总共包括6章、81条,虽然对电信市场起到一定的规制作用,但日益泛滥的电信诈骗犯罪,单单依靠这些条文已经不足以规范。因此,不法分子大量使用任意显号软件进行电信诈骗活动却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惩罚。所以,针对当前电信行业存在的漏洞,使得诈骗信息泛滥,有必要出台专门的“电信法”,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提供有力的法理依据,进而再构建完善的打击电信诈骗的法律体系。

  完善银行业的法律法规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关于银行业的交易信息的留存,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就是有用的电子证据,可以帮助公安机关对电信诈骗的不法分子进行抓捕归案,使不法分子能够尽早受到法律的惩治。对金融行业进行法律规范,明确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使得在具体的应用中有一定的操作性,有利于提高公安机关的破案效率。在互联网方面,主要还是规制个人信息的合法利用、网络技术的合法运用等,只有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规范网络,才能营造一个健康、合法、安全的网络环境,最终才能达到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的不法分子的效果。

  (三)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

  从立法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2年通过了关于加强信息保护的规定,在2013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了修改,在2009年和2015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九,这些都对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作出了些许的规定。但现在个人信息被盗用、盗卖的现象依然十分严峻,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有不法分子利用手机短信或者在网上发布低价倒卖个人信息的内容,信息内容包括银行卡信息、学生个人信息、车主姓名及身份证等方面的资料。这些内容都涉及到公民的重要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泄漏,随即而来的可能就是被不法分子低价购买,进行电信诈骗犯罪。除了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外,并没有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针对现阶段的新形式、利用大数据的诈骗方式难以应对,所以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项立法已经迫在眉睫。

  首先,应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规定个人信息的详细内容、对收集个人信息的知情权、信息安全请求的权利以及信息的选择权等方面进行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并对违法规定的电信运营商明确其侵权的责任,较为严重的侵权者给予相应的处罚。

  其次,对于为了商业利益而透露个人信息的网络信息提供者,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严厉惩罚信息提供者,从根源上遏制个人信息的任意泄漏。

  再次,网络信息提供者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信息安全,加大信息安全保密制度的建立,对易造成信息泄漏的通信方式,应当对用户提前说明或者提醒。对于本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严格要求工作人员遵守职业道德,不利用互联网为他人盗用个人信息。

  最后,除了因为危害到国家安全或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按照法定程序对用户的个人信息内容进行查询外,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缘由对这类个人信息进行查询[10] 。电信诈骗犯罪是随着现代通讯、网络、金融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发展和蔓延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侵财类犯罪,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短信、网络页面、网络电话等终端媒介手段向不特定的受害人发送虚假信息,诱导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个别群众防范意识不强,极易上当受骗。目前,电信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一种危害程度极高的刑事犯罪,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电信诈骗犯罪自身的智能化、集团化、地域化、隐蔽性特征给破案、打击和防范治理此类犯罪带来了极大困难。当然电信诈骗的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需要我们全社会群策群力,把防治电信诈骗犯罪作为一个重点课题来抓。

  防治电信诈骗犯罪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是一项长效工程。本文分析了电信诈骗犯罪高发的特点和成因,逐一分解,深入剖析,对防治电信诈骗犯罪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由于可供参考文献数量有限,相关研究与电信诈骗犯罪的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加之个人能力有限,所述方案,难免存在瑕疵。期待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提出防范治理电信诈骗犯罪的可行之策,以达到有效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庄华,论电信诈骗案件侦查突破口的选择:[J]政法学刊,2010,(6):57~60.

  [2]李蕤,比较视野下电信诈骗犯罪防范与侦查合作:[D]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2,(5):119~123.

  [3]胡向阳,刘祥伟,彭魏,电信诈骗犯罪防控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D]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0,(5):90~98.

  [4]缪琛,电信诈骗防范治理研究:[D]苏州大学,2010.

  [5]杨光、沙贵君,涉案类电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及打防对策:[D]河北公安警察学院学报2016.

  [6]高蕴麟.电信诈骗犯罪侦查难点及实证对策研究[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3.

  [7]李轩.网络诈骗犯罪浅析[J].信息网络安全,2006(5).

  [8]汤锦淮.VOIP电话引发的网络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J].案例分析,2010,(02)

  [9]方列:电信诈骗日益猖獗,银行、电信运营商成"帮凶".经济参考报.2010年7月19日.

  [10]吴志鹏:《大数据时代的电信与互联网管理》,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通讯员:程晶 潘志鸿


2018年10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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